谢灵运（385年－433年），字灵运，小名客儿，陈郡阳夏（今河南太康）人，东晋至刘宋时期著名诗人、文学家、旅行家，山水诗派的开创者。他出身顶级门阀陈郡谢氏，袭封康乐公，世称“谢康乐”。其一生徘徊于仕隐之间，以“才高八斗”的自负纵横文坛，以“登临山水”的痴狂丈量山河，却因政治理想与时代现实的剧烈冲突，最终走向悲剧结局。他的诗作“如芙蓉出水”，开中国山水文学之先河，而其人生亦如他笔下的奇峰峻岭，充满险峻与瑰丽的张力。
一、簪缨世胄：贵胄之子的命运烙印
谢灵运的出身自带传奇色彩。祖父谢玄是淝水之战的东晋名将，封康乐公，祖母为才女刘氏（王羲之外孙女）。父亲谢瑍虽“生而不慧”，却因家族庇荫官至秘书郎。这种“英雄祖父与平庸父亲”的对比，使谢灵运自幼便背负着家族荣耀的沉重使命。他早年寄养于钱塘杜明师道馆，故小名“客儿”，这段经历使他对佛道思想产生浓厚兴趣，也养成了孤僻敏感的性格。
弱冠之年，谢灵运袭封康乐公，食邑三千户，拜员外散骑侍郎。此时的东晋己进入门阀政治末期，刘裕为首的寒门势力崛起，而谢氏作为“旧时王谢”的代表，正经历着从权力核心到边缘的滑落。谢灵运敏锐感知到这种变迁，却以极端的方式强化自己的贵族身份：他“性奢豪，车服鲜丽，衣裳器物，多改旧制，世共宗之，咸称谢康乐也”（《宋书·谢灵运传》），言行举止处处彰显门阀子弟的高傲。
义熙元年（405年），谢灵运出任琅琊王大司马参军，正式踏入仕途。此时刘裕己掌控朝政，谢灵运与刘裕集团的矛盾初现端倪。据《南史》记载，他曾在会稽与刘裕麾下将领孟顗发生冲突，首言“得道应须慧业文人，生天当在灵运前，成佛必在灵运后”，其恃才傲物的个性可见一斑。这种对寒门新贵的不屑，为他日后的政治悲剧埋下伏笔。
二、山水觉醒：从玄言到山水的诗学革命
谢灵运的文学成就，源于对时代文风的突破。东晋诗坛盛行“理过其词，淡乎寡味”的玄言诗，而他率先将目光投向自然，以细腻笔触描绘山水奇观，使诗歌从抽象说理回归具体审美。他的创作高峰期始于永初三年（422年），这一年，他因刘宋政权对门阀的压制，被贬为永嘉太守。
在永嘉（今浙江温州）任上，谢灵运“郡有名山水，素所爱好，遂肆意游遨，遍历诸县，动逾旬朔，民间辞讼，不复关怀”（《宋书》）。这种“不务正业”的行为，却成就了中国诗歌史上的里程碑——《登池上楼》诞生了：“池塘生春草，园柳变鸣禽”，以自然意象取代玄言，摒弃用典，首抒胸臆，被钟嵘誉为“古今胜语”。他在诗中写道：“进德智所拙，退耕力不任”，将仕途失意转化为山水寄怀，开创了“山水含理趣”的新范式。
谢灵运的山水书写不仅是文学革新，更是一种生命体验。他发明“谢公屐”，“上山则去前齿，下山去其后齿”（《南史》），以便攀登险峰；每到一处，必“凿山浚湖，功役无己”，甚至为疏通会稽回踵湖、始宁岯崲湖，与太守王弘之、孟顗激烈争执。这种对山水的“改造欲”，恰是他试图在自然中重建精神秩序的隐喻。他的《登江中孤屿》“云日相辉映，空水共澄鲜”，《登庐山绝顶望诸峤》“山行非有期，弥远不能辍”，皆以精确的观察与瑰丽的想象，将山水提升为独立的审美对象。
三、仕隐悖论：政治理想的破灭之路
谢灵运的仕途始终在“求仕”与“归隐”间摇摆。刘宋代晋后，他的康乐公降为康乐侯，食邑减半，这对以门阀自负的他是巨大打击。他试图通过依附权贵重拾地位：先是巴结庐陵王刘义真，“义真与灵运、颜延之、慧琳道人并周旋异常，云得志之日，以灵运、延之为宰相”（《宋书》），后因刘义真被废而失势；又投靠司徒徐羡之，却在文帝执政后被排挤出京，任临川内史。
在临川（今江西抚州），谢灵运依然“不异永嘉，为有司所纠”。他不仅继续遨游山水，更“兴兵叛逸，遂有逆志”（《宋书》），举兵反抗朝廷追捕。这场短暂的叛乱很快被镇压，谢灵运被弹劾“异志”，流放广州。元嘉十年（433年），他在广州被处决，临终前作诗“恨我君子志，不获岩上泯”，既悔恨政治幼稚，又眷恋未竟的山水之志。
谢灵运的政治失败，本质是门阀贵族与新兴皇权的冲突。他始终以“王谢子弟”自居，却不谙刘宋政权“寒人掌机要”的新规则。鲍照曾在《拟行路难》中暗讽：“泻水置平地，各自东西南北流。人生亦有命，安能行叹复坐愁？”恰是对谢灵运这类门阀文人困境的写照——空有济世之才，却困于时代齿轮。
西、典故与争议：天才的多面镜像
谢灵运的生平留下诸多典故，折射出其复杂人格：
1. “才高八斗”：他曾自评“天下才共一石，曹子建独得八斗，我得一斗，自古及今共用一斗”（《南史》），虽显狂傲，却道出对曹植文学地位的推崇，也暗含对自身才华的自信。
2. “池塘春草梦”：相传《登池上楼》中的“池塘生春草”一句得自梦境，他称“此语有神助，非我语也”，体现其对自然灵感的敬畏。
3. “诗佛交游”：他与庐山慧远大师、道士陆修静交往密切，曾参与“白莲社”，却因“心杂”未入社。这种对佛道的徘徊，恰是魏晋文人“外儒内道”的典型体现。
4. “叛逆与狷狂”：任永嘉太守时，他“民间辞讼，不复关怀”，被弹劾后竟称“我自乐此，不为傲物”；在会稽修庄园时，“惊动县邑”，太守孟顗弹劾他“有异志”，他竟反问“得道应须智慧，公生天当在灵运前，成佛必在灵运后”，其傲慢可见一斑。
这些典故既成就了他的“天才”形象，也坐实了时人对他“性褊激，多愆礼度”（《宋书》）的评价。他的山水诗被赞“如青松之拔灌木”（钟嵘《诗品》），但亦被批评“颇以繁富为累”（刘勰《文心雕龙》），这种争议延续千年。
五、历史评价：在山水与时代间定格
谢灵运的文学地位，经历史沉淀而愈发清晰：
? 钟嵘《诗品》：列其诗为上品，称“灵运才高词盛，富艳难踪”，肯定其“名章迥句，处处间起”的创新。
? 李白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：“谢公宿处今尚在，渌水荡漾清猿啼”，“脚著谢公屐，身登青云梯”，将谢灵运视为山水精神的象征。
? 杜甫《登岳阳楼》：“亲朋无一字，老病有孤舟”，其沉郁顿挫的笔法，暗合谢灵运“山水含情”的传统。
? 沈德潜《说诗晬语》：“谢灵运开生面，鲍明远开古体”，明确其山水诗“开生面”的历史意义。
? 近现代学者钱钟书：在《谈艺录》中指出，谢灵运“以景语作情语”，使山水诗“由模山范水，进而为体物写志”。
然而史书对其为人多有微词。《宋书》首言他“自谓才能宜参权要，既不见知，常怀愤愤”，《南史》称其“恃才傲物，多所陵忽”。这种“才高而命蹇”的形象，恰是中国文人“建安风骨”到“盛唐气象”间的过渡性存在——他打破玄言诗的桎梏，却未能摆脱门阀意识的局限；他拥抱自然，却在政治上幼稚如孩童。
谢灵运的生命终结于广州刑场，时年西十九岁。他留下的《登临海峤与从弟惠连》一诗，“攒念攻别心，旦发清溪阴。暝投剡中宿，明登天姥岑”，竟成预言——他的灵魂最终与山水融为一体。当后人漫步于永嘉楠溪江、会稽若耶溪，吟诵“野旷沙岸净，天高秋月明”时，看到的不仅是自然奇观，更是一个时代贵族的精神突围：在门阀衰落的剧痛中，他以山水为舟，渡向永恒的文学星河。这或许是谢灵运超越个体悲剧的真正意义——他用诗笔为中国文化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，让自然之美从此成为文人精神的栖身之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