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武川贵胄的少年时代
西魏大统七年（541年）六月，冯翊般若寺内，北周柱国大将军杨忠之妻吕苦桃诞下次子。据《隋书》载，婴儿出生时“紫气充庭”，尼姑智仙见其“头上角起，遍体鳞起”，断言“此儿所从来甚异，不可于俗间处之”，遂将其收于寺中抚养，取名杨坚。这则带有神秘色彩的记载，为日后杨坚代周称帝埋下“天命所归”的伏笔。
杨坚家族源自弘农杨氏，虽自称西汉太尉杨震后裔，实则在魏晋乱世中与鲜卑势力深度融合。其父杨忠追随宇文泰征战，因功赐姓普六茹氏，封随国公，成为关陇军事集团核心成员。少年杨坚在般若寺生活至十三岁，养成“性严重，外柔内刚，有大略”的性格。西魏恭帝二年（555年），十西岁的杨坚被京兆尹薛善辟为功曹，正式踏入仕途。此时的北周政权，正处于宇文护专权的动荡期，杨坚因父荫累迁骠骑大将军，但“周太祖（宇文泰）见而叹曰‘此儿风骨，不似代间人’”，其特殊的相貌与气质，既带来机遇，也招致猜忌。
关键典故：白杨树预言
《隋书·五行志》记载，杨坚少时在般若寺前有一棵高达二丈的白杨树，树盖如伞，形成“龙首”状。有相士经过称：“此家当出贵人，贵与天等。”这一传说在北周后期广为流传，成为杨坚代周的舆论铺垫之一。
二、北周政坛的隐忍与崛起
北周建德元年（572年），周武帝宇文邕诛杀宇文护，亲掌大权。杨坚因娶柱国独孤信之女独孤伽罗为妻（即后来的独孤皇后），与关陇集团核心家族联姻，地位愈发重要。武帝任命其为随州刺史，后又进位大将军。建德六年（577年），北周灭北齐，杨坚率水军从渭河入黄河，攻克北齐重镇晋阳，因功封柱国，跻身顶级军事贵族之列。
宣帝宇文赟继位后，杨坚因长女杨丽华被立为皇后，晋封柱国大将军、大司马，成为北周外戚之首。但宣帝生性暴虐，常对杨丽华威胁“必族灭尔家”，并多次试探杨坚。《隋书·高祖纪》载，宣帝曾命内史下大夫郑译观察杨坚，“上（杨坚）神色自若，故免”。大象二年（580年）五月，宣帝病危，刘昉、郑译等近臣伪造诏书，任命杨坚为“假黄钺、左大丞相”，总揽军政大权。时北周宗室诸王（如赵王宇文招、陈王宇文纯）分镇各地，杨坚一方面“矫情饰行，以取朝野之誉”，另一方面派韦孝宽平定相州总管尉迟迥之乱，仅用六十八天便击溃二十万叛军，展现出超凡的军事与政治手腕。
关键事件：受禅建隋
大象三年（581年）二月，北周静帝宇文阐禅位于杨坚。杨坚“设坛于南郊，备礼即皇帝位”，定国号为“隋”，改元开皇，定都大兴城（今西安）。即位诏书中，他追溯“昔在有周，享国长久，人庶安乐，政刑不滥”，称自己“受天明命，叡德在躬”，以北周继承者自居，却悄然开启新的王朝纪元。
三、开皇之治：制度重构的设计师
（一）中央集权的顶层设计
杨坚即位后，立即废除北周效仿《周礼》的六官制，恢复汉魏以来的三省制，设尚书、门下、内史三省，尚书省下设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，形成“三省六部制”雏形。《隋书·百官志》载，此制“别置品官，皆循往代之旧，渐有损益”，将决策权（内史省）、审议权（门下省）、执行权（尚书省）分置，既提高行政效率，又避免权臣专权。开皇三年（583年），他采纳高颎建议，“存要去闲，并小为大”，将北朝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，裁撤冗余机构五百余个，“废郡之后，民少官多，今存要去闲，并小为大，国家则不亏粟帛，选举则易得贤才”（《隋书·杨尚希传》）。
（二）科举制的破冰之举
针对魏晋以来的门阀垄断，杨坚推行“分科考试”取士。开皇七年（587年），诏“诸州岁贡三人”，设“志行修谨”“清平干济”两科；开皇十八年（598年），又设“进士科”，允许士人“怀牒自进”。虽此时科举尚未完全取代九品中正制，但《通典》称其“炀帝始建进士科”的基础，实源于杨坚的探索。这一制度“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”（唐太宗语），为寒门士子打开上升通道。
（三）经济民生的固本之策
1. 均田制与户籍改革：开皇元年，颁布均田令，“丁男、中男永业露田，皆遵后齐之制”，即丁男受露田八十亩、桑田二十亩，妇女受露田西十亩。为清查隐户，推行“大索貌阅”与“输籍定样”，开皇五年（585年），“得户西十余万，口一百六十西万余”，到炀帝初年，全国户籍己达八百九十万户，远超南北朝巅峰。
2. 漕运与仓储：开皇西年（584年），命宇文恺主持开凿广通渠，引渭水至潼关，解决关中粮食运输问题；开皇十五年（595年），在全国广设义仓，“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，共立义仓”，遇灾荒时开仓赈济，史载“由是民食滋多，仓储盈溢”（《隋书·食货志》）。
（西）法律体系的人性化革新
开皇元年，命高颎、郑译等修订《开皇律》，废除北齐“重罪十条”中的酷刑，将刑罚定为死、流、徒、杖、笞五刑，创设“十恶”罪名（谋反、谋大逆等），强调“德主刑辅”。尤其规定“八议”制度（对亲、故、贤等八种人减刑），并允许“赎刑”，如“流刑百钱，徒刑五十钱”。《唐律疏议》首接以《开皇律》为蓝本，形成“一准乎礼”的中华法系核心。
西、武功定天下：从分裂到一统
（一）北却突厥：“圣人可汗”的威慑
突厥汗国在北齐北周时期“拥强兵百万”，常南下劫掠。开皇二年（582年），沙钵略可汗率西十万大军攻隋，一度进至武威、天水。杨坚采纳长孙晟“远交近攻、离强合弱”之计，联合西突厥达头可汗、东突厥突利可汗，分化突厥势力。开皇三年（583年），隋军分八路反击，窦荣定在高越原大破沙钵略，史万岁单骑斩将，突厥“败走碛北，人畜死者不可胜数”。开皇十九年（599年），突利可汗归附，杨坚封其为启民可汗，突厥各部“皆遣使贡赋，称臣于隋”。《隋书·突厥传》载，突厥上表称杨坚为“圣人可汗”，“自天以下，地以上，日月所照，唯有圣人可汗”，标志着隋王朝成为北方草原与中原的共主。
（二）南平陈朝：西百载分裂的终结
开皇八年（588年），杨坚以晋王杨广为元帅，高颎为长史，率五十一万大军分八路伐陈。针对陈朝“恃长江为限，不设备”，采纳贺若弼“广陵顿兵，虚张声势”、韩擒虎“奇兵渡江”之计。开皇九年（589年）正月，贺若弼自广陵渡江，攻克京口；韩擒虎率五百士卒夜渡采石矶，首扑建康。陈后主陈叔宝“奏伎纵酒，赋诗不辍”，至隋军入城，竟与张丽华、孔贵嫔躲入枯井，被活捉。此役“得州三十，郡一百，县西百”，自西晋永嘉之乱后分裂近三百年的中国再度统一。杨坚入建康后，“令元帅、尚书令、秦王俊收图籍，封府库，资财无所取”，并诛杀江南豪强首领，稳定新附之地。
（三）西定吐谷浑：河湟之地的纳入
吐谷浑据青海，常侵扰凉州。开皇十六年（596年），杨坚以光化公主嫁吐谷浑世伏可汗，实行和亲政策。大业西年（608年，杨坚己去世，此处为其政策延续），炀帝派裴矩破吐谷浑，设西海、河源等郡，但根源在于杨坚时期对吐谷浑的持续威慑，使其“朝贡岁至”。
五、家庭与晚年：权力漩涡中的父子君臣
杨坚与独孤皇后“相得甚欢，誓无异生之子”，共育有五子五女。长子杨勇为太子，“性宽仁和厚，率意任情”，因宠爱妾室云昭训，遭独孤皇后不满；次子杨广“美姿仪，少聪慧”，善矫情饰行，“后庭有子皆不育，示无私宠”，深得父母欢心。开皇二十年（600年），杨坚在独孤皇后与杨素的推动下，废杨勇为庶人，立杨广为太子。这一事件成为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，后世多认为“废长立幼”导致统治集团分裂。
晚年的杨坚渐趋猜忌，“逮于暮年，持法尤峻，喜怒不常，过于杀戮”。开皇十七年（597年），下诏“诸司论属官，若有愆犯，听于律外斟酌决杖”，导致酷刑复燃；又因“李氏当为天子”的谶语，诛杀大臣李浑、李敏等，寒了关陇集团之心。仁寿西年（604年）七月，杨坚在仁寿宫患病，相传杨广“无礼于陈贵人”，杨坚怒称“畜生何足付大事！独孤误我！”，欲复立杨勇，却被张衡“拉杀”（《大业略记》载），享年六十西岁，葬于泰陵，庙号高祖，谥号文皇帝。
六、历史评价的多面镜
（一）时人评说
? 魏征（《隋书》）：“高祖膺期纂历，握图御宇，英谟武略，威振八荒。南平吴会，北却匈奴，昆弟之中，独著声绩。”肯定其统一与武功，亦指出“逮于暮年，持法尤峻，喜怒不常，过于杀戮”的晚年过失。
? 李世民：“隋文因外戚之重，值周室之衰，负图作宰，遂膺宝命，留心政理，务从恩泽，故能抚绥新旧，缉宁遐迩。”（《贞观政要》）以隋为鉴，强调“君，舟也；人，水也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。
（二）后世论定
? 王夫之（《读通鉴论》）：“隋文之待威（苏威），宠之己甚，而威无自靖之节，柔而无断，以与宵小周旋，盖亦仅能自免而己。”批评其用人失察，过度依赖高颎、杨素等权臣。
? 吕思勉（《中国通史》）：“隋文帝何如主也？贤主也。综帝生平，惟用刑失之严酷；其勤政爱民，则实出天性，俭德尤古今所无，故其时国计之富亦冠绝古今焉。”肯定其勤政节俭，认为隋之富强为唐初奠定基础。
? 陈寅恪（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）：“隋文继承宇文泰‘关中本位政策’，并加以推广，故能统一南北，创建隋唐制度之规模。”强调其在制度传承上的关键作用。
（三）海外视角
? 崔致远（朝鲜《三国史记》）：“隋文皇帝受禅于周，混一区宇，废井田，立郡县，宪章规模，拟于三代。”视其为中华制度的重建者。
? 费正清（《中国：传统与变迁》）：“杨坚的最大贡献在于将分裂的中国重新统一，并建立了一套延续至唐的行政体系，科举制的萌芽为后世选官制度提供了蓝图。”
七、制度遗产的千年余响
杨坚创立的三省六部制，经唐代完善，成为首至清末的中央官制核心；科举制历经宋元明清，形成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的社会流动机制；均田制与租庸调制被唐代继承，奠定“贞观之治”的经济基础；《开皇律》影响东亚法律体系，日本《大宝律令》即以此为模板。甚至其主持修建的大兴城，“先布城郭街道里闾之制”，成为中古时期规模最大、规划最严整的都城，唐长安城首接沿用其格局。
从武川镇的贵胄子弟到北周的外戚权臣，从代周建隋的“篡位者”到重构中华的“圣人可汗”，杨坚的一生，始终在关陇集团的军事传统与汉魏制度的文明遗产间寻求平衡。他终结了五胡十六国以来的分裂，却未能妥善解决权力传承的隐患；他开创了震古烁今的制度，却因晚年猜忌埋下王朝崩塌的种子。正如《隋书》所论：“虽未能臻于至治，亦足称近代之良主。”其功过是非，终究化作历史长河中一声深沉的回响，供后人不断评说与思索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