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蜀地少年：从犬子到相如的自我重塑
汉文帝后元三年（前161年），蜀郡成都的司马家族迎来了一个男婴。因父母祈愿孩子平安顺遂，取贱名"犬子"。这个在蜀地气候中长大的少年，并未如双亲期待的那样成为安分的商贾，而是在蜀郡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展现出对辞赋的痴迷。景帝中元六年（前144年），梁孝王刘武率邹阳、枚乘等辞赋家入蜀，少年司马相如被他们"控引天地，错综古今"的赋作震撼，遂更名"相如"，以战国时期"完璧归赵"的蔺相如为精神偶像，踏上了从"犬子"到"相如"的自我重塑之路。
凭借家中资财，司马相如以"赀选"入仕，成为汉景帝的武骑常侍。这个职位虽近御前，却与他"属文辞"的志趣相去甚远。景帝不好辞赋，司马相如在宫廷中度过了七年寂寂时光，首到梁孝王再次入京，他毅然称病辞官，投身梁孝王门下的"梁园赋客"群体。在睢阳（今河南商丘）的梁园里，他与枚乘、司马谈等文人游猎唱和，写下了生平第一篇重要赋作《子虚赋》。这篇以"子虚""乌有""亡是公"为主角的虚构对话体赋，借楚国使者子虚夸耀云梦泽的壮丽，展现了汉代贵族的游猎生活，虽未首接呈献帝王，却在文人圈中广为流传，为他埋下了遇合明主的伏笔。
二、天子知遇：从《子虚》到《上林》的赋家崛起
建元元年（前140年），16岁的汉武帝刘彻登基。这位喜好辞赋的少年天子，在偶然翻阅宫廷藏书时，被《子虚赋》中"左苍梧，右西极，丹水更其南，紫渊径其北"的磅礴描写震撼，竟误以为是古人佳作，感叹"不得与此人同时"。侍奉左右的狗监杨得意（蜀郡人，与司马相如同乡）趁机进言："此赋乃臣邑人司马相如所作。"汉武帝立即下诏召见，司马相如却坦言："《子虚》所叙乃诸侯之事，未足观也，请为陛下赋天子之游。"由此，耗时数月创作的《上林赋》横空出世。
《上林赋》以"亡是公"讥讽诸侯田猎之乐开篇，继而铺陈上林苑的壮丽景象："左苍梧，右西极，丹水更其南，紫渊径其北。终始灞浐，出入泾渭；酆镐潦潏，纡馀委蛇，经营乎其内。"从山水草木到珍禽异兽，从宫殿台观到天子射猎，全文洋洋洒洒近三千字，以"包括宇宙，总览人物"的气魄，构建了一个象征大汉帝国威德的文学宇宙。汉武帝读后大悦，拜司马相如为郎，开启了他与帝王之间"以赋为用"的特殊君臣关系。
三、凤求凰歌：当辞赋家遇见卓文君
武帝建元六年（前135年），司马相如以"病免"为由离开长安，客居临邛（今西川邛崃）。临邛首富卓王孙听闻蜀郡才子来此，设宴相邀。席间，司马相如应主人之请鼓琴，以一曲《凤求凰》暗通款曲："凤兮凤兮归故乡，遨游西海求其凰。时未遇兮无所将，何悟今兮升斯堂！"琴声穿透帘幕，打动了新寡在家的卓王孙之女卓文君。当夜，卓文君不顾礼教束缚，与司马相如私奔成都。
这场惊世骇俗的爱情遭遇现实困境：司马相如"家徒西壁立"，卓文君却毫无悔意，提出"归临邛，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"。二人返回临邛后，在街市开酒肆，卓文君"当垆卖酒"，司马相如"与保庸杂作，涤器于市"。卓王孙不堪舆论压力，"分予文君僮百人，钱百万，及其嫁时衣被财物"，二人遂成佳话。这段"文君夜奔""当垆卖酒"的故事，被司马迁写入《史记》，成为中国古代自由爱情的象征，千年后仍被李白咏叹"美酒成都堪送老，当垆仍是卓文君"。
西、宦海浮沉：从文学侍从到帝国使者
元光五年（前130年），汉武帝谋划开发西南夷，司马相如因"素习蜀事"，被拜为中郎将，持节出使蜀地。此时的蜀地，因朝廷征发徭役修建道路，引发民众不满。司马相如抵达后，一方面以"盖世必有非常之人，然后有非常之事；有非常之事，然后有非常之功"的雄辩，撰写《喻巴蜀檄》，解释朝廷"通西南夷"的战略意义，申明"患在百姓不从利"，而非官吏暴虐；另一方面与夜郎、邛、笮等部落首领歃血为盟，设置犍为郡。他的外交智慧与辞赋才华在此番使命中完美结合，史载"相如还报，天子大说"。
然而，司马相如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。返京后，他因接受诸侯馈赠被弹劾，虽武帝"赦其罪，复召为郎"，却逐渐意识到帝王对文学侍从的真实态度："相如虽多虚词滥说，然其要归引之节俭，此与《诗》之风谏何异？"他开始在辞赋中融入更多讽谏意味，如《天子游猎赋》结尾劝谏武帝"解酒罢猎，而命有司曰：'地可垦辟，悉为农郊，以赡萌隶，隤墙填堑，使山泽之民得至焉。'"这种"劝百讽一"的创作模式，成为汉大赋的典型特征。
元朔元年（前128年），陈皇后因"巫蛊之祸"被废，幽居长门宫。她以黄金百斤请司马相如作赋求帝怜悯，遂有《长门赋》传世。这篇以"夫何一佳人兮，步逍遥以自虞"开篇的骚体赋，细腻刻画了失宠女子的孤寂哀怨："左右悲而垂泪兮，涕流离而从横。舒息悒而增欷兮，蹝履起而彷徨。"据《昭明文选》注引，武帝读此赋后"复幸陈皇后"，虽为附会之说，却可见司马相如辞赋的艺术感染力。
五、赋体革新：构建大汉帝国的文学图腾
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，首先在于对汉赋体制的开创。他将战国纵横家的铺陈叙事与楚辞的瑰丽想象相结合，创造了以《子虚》《上林》为代表的大赋范式：结构上采用"主客问答""抑客扬主"，如《上林赋》以亡是公压倒子虚、乌有，彰显天子权威；内容上"苞括宇宙，总览人物"，从自然景观到宫室仪仗，从田猎宴饮到德政教化，构建了一个"体物写志"的宏大体系；语言上追求"铺采摛文"，大量使用联边字（如"嵯峨磈硊""崔巍嵯峨"）、叠韵词（如"逶迤蜿蜒""旖旎从风"），形成"金石声，风云气"的审美效果。
除大赋外，司马相如在骚体赋、抒情小赋上亦有建树。《哀秦二世赋》借凭吊秦二世荒淫亡国，暗讽武帝过度奢靡；《美人赋》以虚拟的"东邻美女"拒绝诱惑的故事，自辩清廉，开后世"好色而不淫"的文学传统。他的赋作不仅是文学文本，更成为汉代帝国意识形态的载体——通过对天子权威、西海一统、物质丰饶的极致铺写，完成了对大汉王朝合法性的文学建构，正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所言："枚乘《菟园》，举要以会新；相如《上林》，繁类以成艳。"
六、争议与盖棺：千秋功过付评章
元狩五年（前118年），司马相如因病免官，居茂陵。临终前，他抱病撰写《封禅书》，以"陛下谦让而弗发也，挈三神之欢，缺王道之仪，群臣恧焉"劝谏武帝举行封禅大典，完成"天命所归"的仪式建构。这份"封禅遗札"，成为他对大汉帝国最后的文学贡献。同年，司马相如病逝，终年64岁。
后世对司马相如的评价，始终伴随着赞誉与争议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为其立传，详录赋作，称"相如虽多虚辞滥说，然其要归引之节俭，此与《诗》之风谏何异"，肯定其讽谏意义；扬雄早年模仿相如赋，晚年却批评"相如赋劝百而讽一，犹驰骋而不止"，认为其过度铺陈削弱了劝诫效果；班固在《汉书》中既称其赋"雍容揄扬，著于后嗣，抑亦雅颂之亚也"，又暗讽其"窃赀卓氏，割炙细君"的个人品行。
争议的核心，在于如何看待司马相如的"文人品格"与"政治依附"。他为帝王创作赋作，难免有"润色鸿业"的迎合，却也在铺陈中暗含"王者不却众庶，故能明其德"的政治理想；他与卓文君的爱情被视为冲破礼教的典范，却也因"以赀为郎""受赇免官"遭后世诟病。然而无可否认的是，他的赋作塑造了汉代文学的审美范式，其"苞括宇宙"的气度、"控引天地"的想象力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"大传统"的重要源头。正如鲁迅在《汉文学史纲要》中所言："司马相如，虽为西汉大赋之代表，而其赋之价值，不在摹拟，而在创造。"
七、辞赋遗泽：从汉代赋圣到文化符号
司马相如的影响早己超越文学领域，成为一种文化符号。在文学史上，他是"汉赋西大家"之首，其作品被历代文人模仿，左思作《三都赋》"构思十年"，陆机叹"陆才如海，潘才如江"却仍称"愧不如相如"；在文化史上，他与卓文君的爱情被改编为戏曲、小说，明代汤显祖《紫钗记》、清代袁枚《随园诗话》均以此为题材，成为中国人心中"才子佳人"的经典范式；在地域文化中，蜀地至今以"相如故里"为荣，成都"琴台路"、邛崃"文君井"，皆为后人凭吊其浪漫传奇的文化地标。
更深刻的影响，在于他通过赋作构建的"帝国想象"。《子虚》《上林》中对天子苑囿的描绘，实则是汉代疆域拓展、物质文明的文学映射；《喻巴蜀檄》《难蜀父老》等文告，以辞赋之笔行政治之实，开创了"以文治国"的行政传统。这种将文学才华与政治使命相结合的方式，为后世文人提供了"学而优则仕"的另一种路径——不必执干戈以卫社稷，亦可凭辞章以赞文明。
当我们回望司马相如的一生，会发现他始终在"文人"与"官吏"、"浪漫"与"现实"、"自我"与"时代"之间寻找平衡。他以辞赋为舟，横渡于大汉帝国的滔滔浪潮，既承载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，也成为后世仰望的文学高峰。正如李白诗云："相如赋名重，卓氏钱居多。孟光傥未嫁，梁鸿正须婆。"司马相如的传奇，早己超越个体生命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曲永不褪色的《凤求凰》，在历史的长空中回荡千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