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身世考辨：从“媵臣”到“元圣”的层累建构
伊尹的早期形象在历史记忆中呈现出鲜明的矛盾性。《史记·殷本纪》记载他是“处士”，经商汤五次聘请方出山；而《墨子·尚贤》称其为“有莘氏女之私臣”，即陪嫁奴隶，《吕氏春秋·本味》更演绎出“负鼎俎以滋味说汤”的经典场景——以烹饪之道喻治国之术，将“调和五味”与“燮理阴阳”相类比。这种身份矛盾，恰是早期历史叙事中“贤能政治”理想与真实阶层流动的折射。
甲骨卜辞为我们提供了更可靠的线索：殷墟甲骨文中，伊尹被尊为“大乙（商汤）之卿士”，常与商先王并祭，祭礼规格极高，甚至出现“伊尹五示”的记载，显示其在商代己被视为王朝奠基的核心神祇。结合考古发现，有莘氏位于今山东曹县，与商族早期活动区域（豫北冀南）相邻，伊尹极可能出身于部落联盟中的次级贵族，以“媵臣”身份进入商汤阵营，却凭借卓越的政治智慧突破身份壁垒。这种“起于微末而致位宰辅”的经历，成为后世“举贤任能”的最早典范，被儒家塑造成“圣人之任者”的代表。
二、辅弼商汤：从战略家到制度设计师的蜕变
伊尹的政治生涯始于对天下大势的精准把握。夏桀末年，商族作为东夷部落联盟的核心，面临“夏德日衰，诸侯叛之”的机遇。伊尹提出“先观衅而动”的策略，亲自入夏都斟鄩（今河南洛阳）刺探虚实，观察到夏桀“不恤民事，唯耽乐之从”，甚至留下“时日曷丧，予及汝偕亡”的民怨（《尚书·汤誓》）。他建议商汤通过“轻赋薄敛、布德施惠”争取民心，同时以“停贡”试探诸侯 allegiance——当夏桀征九夷之师而不至时，伊尹断定“天弃夏德”，力主起兵。
鸣条之战中，伊尹展现了罕见的政治军事双重才能。他协助商汤发布《汤誓》，将战争定义为“代天罚罪”的正义之举，创造性地将“天命”与“民怨”结合，构建起“革命”的合法性理论。军事上，他采用“剪夏羽翼”策略，先灭亲夏的葛国（今河南宁陵）、韦国（今河南滑县），再集中兵力与夏桀决战于鸣条。更关键的是，他主导制定了商朝的国家制度：作《伊训》规范君臣，作《太甲》强调“天作孽犹可违，自作孽不可逭”，将神权信仰与道德约束相结合，奠定了商代“敬天保民”的政治哲学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伊尹对“调和”理念的运用贯穿其政治实践。他以庖厨之术喻治国：“调和之事，必以甘酸苦辛咸，先后多少，其齐甚微”（《吕氏春秋·本味》），主张在利益冲突中寻求平衡。这种思维体现在灭夏过程中对东方部落的拉拢，以及建国后对夏遗民的怀柔政策，为商朝初期的稳定奠定了基础。
三、摄政放君：中国古代权力制约的首次实践
商汤去世后，伊尹迎来了政治生涯中最具争议的阶段。《史记·殷本纪》记载：“汤崩，太子太丁未立而卒，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……外丙崩，立外丙之弟中壬……中壬崩，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。”太甲继位后“不明，暴虐，不遵汤法，乱德”，伊尹遂将其放逐至桐宫（今河南偃师），“摄行政当国，以朝诸侯”。三年后，太甲“悔过自责”，伊尹迎其复位，还政于王。
这一事件被后世视为“贤臣辅君”的典范，却暗含着上古政治体制的深层逻辑。在商代，“尹”作为首席执政，拥有“代天牧民”的神圣权力，甲骨文中常见“尹令”“尹其射”等记载，显示尹可首接发布政令、主持祭祀。伊尹放太甲并非简单的忠奸之争，而是神权政治下贵族集团对王权的制约——当君主违背“天命”（即部族共同利益）时，执政大臣有权采取非常措施。这种“废立天子”的实践，在周以后的中央集权体制中再未出现，却成为儒家“格君心之非”的历史依据，被孟子称为“圣臣”的最高典范。
太甲复位后，伊尹作《太甲》三篇，强调“惟天无亲，克敬惟亲；民罔常怀，怀于有仁”，将“天命”彻底道德化，完成了从神权政治向政治的过渡。这种思想比周初的“敬德保民”早了数百年，堪称中国政治哲学的重要源头。
西、历史评价的嬗变：从“巫尹”到“圣相”的符号化进程
伊尹的形象在后世经历了三次重要重构：
1. 商代的神祇化：殷墟甲骨文中，伊尹常与商汤并祭，甚至出现“伊尹五示”（即作为第五位祖先神）的记载，反映了商人对其“开国元勋”的崇拜。此时的伊尹仍是半神半人的政治符号，与巫祝集团关系密切，可能参与祭祀与占卜等神权事务。
2. 周代的化：周人灭商后，为确立“天命转移”的合法性，刻意淡化伊尹的神权色彩，突出其“贤臣”形象。《尚书·君奭》中，周公旦将伊尹与周公并列为“格于皇天”的贤臣，强调其“弼成五服，至于万年”的制度贡献，使伊尹成为“君臣共治”的理想模板。
3. 诸子百家的工具化：儒家称其为“圣之任者”，孟子赞其“治天下若烹小鲜”；法家则视其为“法先王”的代表，《韩非子·五蠹》称“伊尹为宰，百里奚为虏，皆所以干其上也”；甚至道教将其纳入神仙体系，《列仙传》称其“寿百有余岁，入庖厨而终”。这种跨学派的引用，使伊尹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“贤相”的终极符号，其真实历史面目逐渐被层累的传说掩盖。
五、考古与文本的互证：还原历史现场的伊尹
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，为解读伊尹提供了新视角。偃师商城遗址（商汤都城西亳）的宫殿区，发现了与甲骨文记载相符的“尹”职官居所，其规模仅次于商王宫殿，印证了伊尹作为“百官之长”的地位。殷墟出土的青铜器“伊鼎”“伊簋”，虽属晚商器物，却显示伊尹家族在商代长期显赫，可能形成了“世为商卿”的贵族集团。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伊尹的“调和”思想在商代青铜器铸造中有所体现。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合金配比（铜锡铅比例）趋于稳定，与《考工记》“六齐”记载相合，这种对“适度”“平衡”的追求，或许正是伊尹政治哲学在技术领域的投射。
然而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：伊尹本人可能并未留下任何著作，今本《伊训》《太甲》等皆为后人托名所作。他的思想与事迹，通过口耳相传、甲骨刻辞、青铜铭文等载体，在漫长的历史中被不断改写。我们今天看到的伊尹，既是商代开国的实际操盘手，也是后世士人塑造的政治理想，更是中华文明“贤能政治”传统的人格化象征。
六、余论：在神权与理性之间的文明摆渡者
伊尹的一生，浓缩了中国上古政治文明从神权向人文过渡的关键进程。他出身于部落联盟的边缘，却凭借知识与谋略跻身权力核心，打破了血缘贵族对政治的垄断；他以烹饪之道喻治国之术，将具体经验升华为抽象哲理，开创了中国政治思维“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”的传统；他在太甲时期的摄政实践，既保留了原始民主制的贵族议事传统，又开启了“以道制势”的政治，为后世儒家“格君心”“行仁政”提供了历史依据。
从更宏大的文明史视角看，伊尹的意义在于他完成了从“巫觋”到“卿士”的角色转换。在商代早期，神权仍笼罩着政治生活，而伊尹通过将“天命”与“德行”绑定，将神权工具转化为道德约束，为后来周代“以德配天”的思想铺平了道路。他的存在证明，早在青铜时代，中国己出现超越血缘关系的理性化政治运作，而这种运作的核心，正是对“调和”“平衡”“适度”的追求——这既是庖厨之术的精髓，更是治国安邦的大道。
当我们在殷墟甲骨文中读到“贞：伊尹示？”（问：是否以伊尹为榜样？）时，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的赫赫功绩，更是一个文明对贤能政治的最初想象。伊尹的形象或许永远无法完全还原，但他所代表的“贤相传统”，却如同青铜鼎彝上的饕餮纹，深刻铸刻在中国政治文化的基因之中，成为后世君臣共治、选贤任能的永恒参照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伊尹早己超越了个体存在，成为中华文明在神权时代摸索出的第一束理性之光，照亮了从部落联盟向成熟国家演进的漫漫长路。
